“人才引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湖北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核心支撑在人才,关键是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从出台人才发展激励“十六条”,到支持湖北实验室开展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再到首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人才服务月”活动……一项项有力举措,正将“惟楚有才”的美誉转化为“人才兴鄂”的现实生产力,“湖北造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的发展生态已然形成。
踏上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湖北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智高点”抢占发展“制高点”,拉开了以人才之能助力先行区建设的行动大幕。
坚持以用为本,建立以人才核心支撑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优势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积极创建武汉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依托在鄂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能级创新载体,组织广大科技人才开展“尖刀”技术攻关,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
荆门高新区通过引进锂电行业巨头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博士、循环经济龙头企业格林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教授投资兴业,带动新宙邦、恩捷股份、科达利等产业链细分领域项目集群落户,形成化工循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3条千亿级产业链。目前,荆门高新区人才总量已近7万人,柔性引进两院“院士”2人,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人才计划专家10人。
推进人才发展一体化,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去年12月底,“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人才发展联盟相继揭牌运行,以人才一体化示范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鄂州与武汉5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3家,创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28家,引进专家教授612名。黄石联合武汉高校组建12家主导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核心专家78名。黄冈与武汉60余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194项……
湖北隆中实验室与湖北应急产业技术研究院(随州)、湖北华阳汽车变速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签订人才发展合作协议,致力促进人才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积极谋划绘制《宜荆荆恩千亿产业人才地图》,引导人才向区域内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
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
战略人才力量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省制定《关于支持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力量的若干措施》,从量身定制搭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周期内给予每人500万元经费支持、提供礼遇和绿色通道服务等10个方面,给予战略科技后备人才“见苗浇水、精准滴灌”式支持。
优化实施省科技创新战略团队项目,将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项目遴选重要条件,重点面向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健康等领域,遴选79个科技创新团队,其中35个涉及技术攻关,474名科技人才参与其中。
持续实施省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在首批遴选135人的基础上,首次采取“评审制+举荐制”方式,择优选拔第二批110名青年人才,两批次全周期支持资金达1.3亿元。加强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我省获批12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立项数居全国第4。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卓越工程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成为该领域全国第一份省级层面出台的综合性文件。对标全省重大产业布局,推动建设卓越工程师校企“1+1”实践实训基地。组建省制造业工程师协会,开展全球光电子信息卓越工程师大赛,吸引海内外优秀工程技术人才来鄂创新创业。
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技工院校在校生突破10万人,社会事业人才总量突破6.5万人,全省人才队伍规模、结构、层次进一步优化。
放权松绑减负,让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近年来,我省聚焦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
——加快放权,向用人主体真授权、授到位。去年,长飞光纤、华工科技、高德红外、人福医药、华中数控、盛隆电气、国创高科等7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授高级职称评审权。
——减少“繁文缛节”,让人才有更多自主支配权。出台“松绑财政科研经费20条”,试行科研经费“包干制”、行政助理、经费审计师等制度,赋予重点用人单位和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强化激励,让人才有更多获得感。在湖北自贸区试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税奖补政策;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收入分配形式;武汉市经开区发布 “人才政策黄金十条”:对战略科技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资金资助……
——合理评价,催发人才创新激情。深入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承接开展国家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评价、科技人才评价难题;制定特殊人才举荐认定办法,展示湖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开放姿态;在全国率先推行人才动态评价“注册制”“积分制”,构建多元化人才评价制度。
办好人才“关键小事”,塑造以诚待才的人才发展生态
我省从优化人才环境、提供便利化服务等方面着手,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去年,首次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人才服务月”活动,开展政策宣讲活动1368场次,直接受益97万余人次,推出金融支持人才产品200余款,组织7000余名专家人才参加健康体检,协调解决3000余名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问题,筹集人才房源7.5万余套,发放人才房补超过2400万元,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宜昌市健全以“实习求职免费住、就业3年免房租、购房帮忙付首付、购房贷款提额度、公积金还款无压力”为核心的人才低成本易居政策体系,并在全国首创推出在校大中专学生预缴住房储备金制度,受到广大人才热烈欢迎。
眼下,荆楚大地正在成为各方英才心生向往之地、价值实现之地。奋进建设先行区新征程,各类人才奋楫争先正当时。(李婷)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